近日，話題「財政供養人員超過8000萬」沖上熱搜，根據已經公開的數據測算，財政供養人員每年大約需要花費稅收的40%。

今天，我們結合史料 還原唐太宗李世民如何應對「財政赤字」，希望能給我們帶來思考借鑒。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2年，雖然已經貴為天子，但李世民并沒有感到輕松，朝廷面臨著種種困局，稍有不慎，唐帝國就會土崩瓦解。

這天，房玄齡受命進宮面見唐太宗，李世民 開門見山地和他討論精簡機構、裁撤冗官的問題。

按照歷史規律，朝代存在的時間越長，朝廷官員將會越多，但是，此時距離唐朝建立只有9年， 為什麼會需要裁減官員呢？

此事還要從唐高祖李淵稱帝的歷程說起。

隋朝末期天下大亂，各地的起義軍此起彼伏，隋煬帝楊廣派兵到處平定叛亂，戰爭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就在隋朝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李淵在晉陽宣布起兵，當時李淵的目標非常清晰，率領大軍直逼隋朝都城長安。

從617年7月在晉陽誓師起兵，到617年11月李淵率軍攻破長安， 中間僅有4個月時間。

在反抗隋朝的起義軍中，李淵的實力并不是最強的，但他是最聰明的，迅速占領隋朝都城，擁立隋煬帝之子為傀儡皇帝，這為以后登基稱帝鋪平道路，這是特別值得夸贊李淵的地方。

但是，李淵是如何做到快速兵臨長安的呢？

起兵初期的李淵麾下只有3萬將士，為了能夠達到快速攻取長安的目標，在晉陽到長安的路上，李淵遇到強悍的隋朝守將盡量繞道，避免戰爭減慢進軍速度。

與此同時，李淵迫切需要擴充軍隊，依靠麾下猛將贏得戰爭勝利，主動寫信招降沿途起義軍首領，對這些人給予豐厚的賞賜，比如 馮翊農民軍首領孫華、鄂縣起義軍首領李神通。

總之，唐高祖李淵在進軍隋朝都城過程中， 一半是戰場上硬碰硬殺出來的，另一半是許諾豐厚封賞換取的「加盟讓路」。

公元618年6月， 李淵扶持的傀儡皇帝隋恭帝宣布禪讓皇位，李淵在長安城太極宮正式登基稱帝，國號為「唐」，定都長安，史稱唐高祖。

李淵雖然坐上皇帝寶座，但是屬于他掌控的土地非常有限，擁兵割據的豪杰都虎視眈眈，連綿不絕的戰爭在所難免。

李淵是非常聰明的，他 不僅將眼光放在「武力攻城取地」上，還盡可能兵不血刃地擴大地盤和實力，也就是 主動吸引各路豪杰前來歸降。

既然是吸引他人投奔，李淵開出的條件必須是充滿誘惑力， 許諾給予高官厚祿，幾乎都是指定州縣賞賜給他們。

正因如此，唐高祖李淵為安置這些追隨的豪杰，導致唐朝的州縣數量超過隋朝時期的2倍， 唐朝地方官員眾多，有「十羊九牧」的說法，意思是10個百姓當中有9個都是當官的。

站在李淵當時所處的環境來說， 他的選擇是非常睿智的，李淵就是靠戰場取地和收服人心，這才有了打造盛唐的基礎。

每個時代都有獨特的國情，每代人都有特定的使命，需要的是與時俱進解決它。唐高祖李淵遺留下來的問題，始終是需要解決的，這就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智慧了。

實際上，唐太宗面臨的局面更加觸目驚心，在經歷隋末唐初的戰亂后，百姓為躲避戰亂背井離鄉，遭遇饑荒洪水災害人口銳減。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初期， 朝廷登記在冊的戶籍數與隋朝的戶籍數相比，竟然不到百分之一，直到唐太宗貞觀年間，唐朝戶籍上的人口才恢復到隋朝時期的十分之一。

因此，在唐太宗登基的第2年，他認為朝廷政府機構過于龐雜，重點是官員冗積， 唐太宗決定啟動「精簡機構、淘汰冗官」的大事，由于事關重大，唐太宗請房玄齡等人來共同討論。

首先，唐太宗向眾位大臣說明淘汰冗官的重要性， 這段言論堪稱經典。

《貞觀政要》記載，「致治之本，惟在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

意思是說，國家實現有序治理的根本辦法，最重要的是審慎用人， 準確衡量每個人的才干，根據才能大小授予官職，務必盡可能減少官員的編制數量。

對此，唐太宗還專門引用《尚書》中「任官惟賢才」，主要是說明任用官員一定要選擇賢才，此外還說要做到「官不必備，惟其人」。

《貞觀政要》記載，「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畫地作餅，不可食也。」

綜合起來，唐太宗認為，選用官員關鍵在于得到真正的賢才，如果能夠選拔到這樣的人， 雖然官員人數不多，但是使用起來就足夠了，相反，如果是無能的人尸位素餐，即便是再多的人也不能發揮積極作用，這些人在霸占著官職，就像是在地上畫餅，是不能真正吃飽肚子的。

在《史記》中有這樣一句話，「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意思是，1000張羊皮的價值，不如一只狐貍腋下的皮毛珍貴，我認為用來形容朝廷官員數量非常合適， 數量多并不代表高效，關鍵在于選拔的人是否優秀。

房玄齡出身名門世家，從小便博覽經史、善于謀略，在把握關鍵大事上能力突出，與杜如晦并稱為「房謀杜斷」，是唐太宗極為倚重的名相，位列凌煙閣24功臣。

房玄齡知道唐太宗的用意，按照旨意擬定全新的官職和實際需要的官員數量， 京官最初有2000余人，裁減后只剩下643人，裁員比例超過三分之二。

不僅如此，經唐太宗敲定，地方行政機構也大量裁減， 唐朝共劃分為10道、300余州、1500余縣。唐朝經過這次大張旗鼓的「精簡機構、裁撤冗官」，為唐太宗實現貞觀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

唐朝在這次「裁員」之后，從官場吏治、王公百姓、生產貿易等方面全都呈現出勃勃生機，在《貞觀政要》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貞觀政要》記載：「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民。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

意思是，裁減后的官吏大部分自我約束、清廉謹慎，就連王公貴族和符號家族都害怕天子威嚴、小心行事，不敢有欺壓底層百姓的行為，社會治安突然變好，商人在路上來來往往，也沒有盜賊打劫侵擾，百姓家中的牲畜自由行走在田野間，百姓不用害怕盜賊、夜不閉戶。

也許，這段記載對唐朝當時的情況有夸大成分，但是貞觀年間吏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發達，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切與唐太宗初期裁減冗官的舉措是分不開的。

元朝時期有位名叫 戈直的學者，他對唐太宗「縮減官員數量」的政策給予極高的評價， 認為唐太宗這樣做至少有四個好處。

一是建立精心挑選官員的制度，可以保證皇帝不會錯失有才能的人； 二是官員數量少，朝廷可以保障充足的俸祿供應，不會拖欠官員俸祿，這樣就不會擔憂官員從百姓身上搜刮民脂民膏； 三是官員數量少更容易保證權力和責任的統一，不會出現權力交叉，相互推卸的情況； 四是官員數量少會避免相互之間的無事生非，減少官僚系統的內部消耗。

戈直對唐太宗「省官」措施的這段評價，可以說是鞭辟入里， 對于后世很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唐太宗在「精簡機構、裁撤冗官」后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是顯而易見的，但 并不是每個朝代都能實現唐太宗的效果。

在明朝晚期，朝廷曾經也開展一次規模宏大的裁減官員， 但是效果卻奇差無比，這是為什麼呢？

唐朝緊迫需要裁減官員，算是歷史上的特殊情況，更為普遍的情況是像明朝這樣，經過王朝長時間的積累，朝廷供養的人員數量不斷增加，導致財政難以支撐，不得不采取裁減措施。

到了明朝晚期， 朝廷每年需要供養的皇親多達10萬人，這些都是在朝廷俸祿冊明確列明享受俸祿的人，按照明朝當時的財政收入，皇親們 每年要消耗掉2年的全國農業稅，相當于40%的國家稅賦都為皇親發放俸祿。

與此同時， 明朝朝廷還需要供養1.5萬的京官，這些人的俸祿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面對如此艱難的財政現狀，明朝決定啟動裁員來擺脫「艱難處境」。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朝廷沒有裁減消耗大量稅賦的皇親和京官，而是選擇裁減基層官吏，比如說驛站的小吏。很顯然，驛站小吏的俸祿遠不及京官，更不可能與皇親的俸祿相提并論，這樣的裁減政策沒有出現積極效果，反而帶來一堆的后續問題。

比如說，朝廷減少驛站的數量和小吏數量，導致驛站的服務水平直線下降，進一步導致很多官員不愿長途跋涉放棄基本的巡視檢查，懶政惰政現象更加嚴重，直接影響朝廷對社會的治理。

明朝相比唐太宗，到底差在了哪里呢？

唐太宗在啟動裁減冗官之初， 首先是拿秦王府舊部的官員開刀，也就是常說的「刀刃向內」。

要知道，秦王府舊部是唐太宗的嫡系，在唐高祖李淵在位時期，李世民帶兵南征北戰，這些秦王府舊部都是當年舍命跟隨的名將謀臣，在玄武門之變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說，李世民能夠坐上皇帝寶座，這些人功不可沒。

如今，唐太宗要開始裁減官員，首先拿這些親信嫡系開刀， 唐太宗用實際行動踐行「裁員不避親」。

反觀明朝的裁員，只裁小吏不裁皇親，名義上是精簡機構、裁減冗官，實際上是藥不對癥，結果，不僅沒有解決堆積的財政問題，反而是將社會矛盾激化。

同樣是「裁減冗官」， 明朝朝廷與唐太宗相比，云泥之別立判。

縱觀古代歷朝統治者，雖然朝代的發展，都會出現「官職冗濫」「吏員冗濫」問題， 一般都會通過精簡機構、裁減冗官的方式擺脫困境，解除朝廷面臨的治理危機。

但是，在制定并推行「淘汰冗官」的措施時，往往需要注意是否對癥下藥的問題，唐太宗李世民對于官員數量和質量關系的辯證論述，極為深刻，值得后世思考學習，唐太宗「省官」思想也充滿執政管理智慧，這種刀刃向內的決心更是關鍵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