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西漢時期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次政治上的變動不僅改變了漢朝本身，對后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情況下，儒家學說成為了社會上的官方學問，儒學與官僚體制制度形成了一種微妙的結合，諸多民間學子開始紛紛投身于儒學領域。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上便出現了許多儒學世家、書香門第，教育教育資源有限的古代儒學世家逐漸成為了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也是魏晉時期士族最初的樣子。
很多人認為士族本身就是一個利益巨大的集團，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它也是魏晉特殊的背景之下慢慢形成的，并且影響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歷史。
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士族」集團是怎麼出現并走向成熟的。
從某個角度而言，「士」與「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士」的概念是指士大夫階層。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各大諸侯為了能夠快速增強軍事力量、經濟力量，不斷選拔世襲制度之外的人才為己用。
這些人便是最早的士大夫一族，明朝時期朱元璋將天下人劃分為「士農工商」，可見士僅僅是一個階層的稱謂而已。「族」則是家族的稱呼，由此便可知，士族是士大夫階層與家族的結合體。
秦漢時期并沒有出現「士族」這一個概念，直至東漢末年一些有實力的家族對天下勢力格局的影響太大，慢慢地走向了他們開始步入官場，「士族」階層正式出現并快速發展。
提及門閥士族這一個賜予，就不得不提及一個選拔人才的制度，那便是九品中正制度，這一時期朝廷選拔人才主要參考的標準便是德行和背景。
秦朝時期分封制被廢除，貴族以家族的形式延續了下來，在地方上形成了一種名為「鄉黨」的局面，此種局面也被后世人稱之為「鄉黨社會」。
西漢時期，漢高祖、漢武帝皆以鄉黨社會為基礎進行人才的選拔，察舉制便是以學子在鄉黨之中的品行、名望為參考標準，甚至可以視為「鄉黨」是儒學選拔的一種外在體現。
兩漢時期存在「鄉論」這一種概念，也就是說它可以代表鄉黨對士的一種客觀評價，對于朝廷選拔人才和士子進入官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此時人才的評定權在地方鄉紳的手中。
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經過鄉里的推選成為了士大夫，士大夫又反過來影響「鄉論」擴充自己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士為基礎的家族便順勢而出，這也就是最早期的門閥士族。
在這里要聲明一點，門閥士族的權力來源并不是朝廷所賦予的職位，它本身是建立在鄉黨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其根據建立在各大鄉鎮之間，簡單來說雖無割地自立之名卻有諸侯之實。
很多人都說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現促成了門閥世家的形成，這種認知多少有一些錯誤，它存在的意義是在拉攏門閥世家的同時，減少對皇權的威脅。
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現破壞了察舉制選拔的基礎，使得士族的權力來源慢慢脫離了鄉黨本身，對皇權的破壞時一種減弱的趨勢，當然這一種改變持續了幾百年才顯現出來。
如上述所言，士族的形成建立在鄉黨社會的基礎上，但他們最初并不是以官僚的形式體現的，直至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現才開始躋身仕途一脈，官職世襲、權力世襲。
九品中正制下設立一個「中正官」，這一個官員負責主持鄉黨社會的選拔，以往鄉黨之間的選舉僅僅是一種民間選舉，但中正官主持的選舉卻帶有國家政治的色彩。
換句話來說，選拔出來的人才不再僅僅是個人主體，而變成了國家承認的行政主體，士族便借助這一個渠道擁有了正式的官職，進而向著「政治門閥」進行轉變。
九品中正制度本身就帶有很深的社會基礎，所以他想要實施開來必須要與鄉里社會緊密相連，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必須依靠門閥世家來進行對天下的統治。
如此一來士族就壟斷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士族原本的社會身份、民間身份一步步向政治身份蛻變，由最初的個人覆蓋到整個家族，士族、門閥的概念正式形成。
所以說門閥士族并不是士族開始出現就存在了，而是當士族的社會身份轉變為政治身份時才算開始，而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他們轉變的一個工具和渠道，亦或者說在轉變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當然，門閥士族政治身份的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是一個循序漸進了過程，亦或者說是一個特權積累的過程，政治特權和身份特權是門閥士族區別于普通士族最大的兩點。
回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門閥士族政治特權的積累，是通過一次次的政治改變而達到的，比如 「計資定品」政策就為門閥士族的子弟提供了大量的便利。
「計資定品」的環境下，門閥士族不僅有著強大的門第觀念，通婚限于門閥士族內部，排外性質非常的強，以至于到了最后勢力盤根錯節，甚至可以威脅到皇權。
後來又出現了一種名為「五等爵」的政策，封爵與官制合二為一，此時官僚階級不僅享有各種政治利益，甚至連官品都能夠帶來相應的權益。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計資定品」下高門閥子弟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身份背景獲得「清官」的資格，毫不費力地就可以進入仕途，成為了士大夫階層的一員，寒門子弟即使成為了官吏也因爵位低下不具備政治特權。
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度的確是維護士族政治特權的政治工具，因為皇權想要正常且高效運行，必須要建立在門閥統治的鄉黨社會上，這才早就了士族對上品官僚資源的壟斷。
九品中正制度和門閥士族的出現使社會流動大為停滯，這一政治體制破壞了正常的民間秩序，但當門閥士族過于重視官爵和名望時，其實也是他們衰亡的開始，畢竟權力來源于皇權便會受制于皇權，相互成就又互為因果。
九品中正制度將鄉評與官吏舉薦相結合，它與 「鄉舉里選」一脈相承，但又存在一定的差異。「鄉舉里選」是鄉黨推選出德高望重的人輔佐皇帝，而中正制度則是由朝廷派遣的中正官選拔人才，進入朝廷為官治理天下。
前者的權力來源建立在鄉黨社會的基礎上，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約束力，但后者的權力來源卻是當朝的皇帝，乍一看并沒有什麼差距但卻有著極大的「負面影響」。
門閥氏族能夠在東漢末年、魏晉南北朝時期快速崛起，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具有階級獨立性，也就是說有著早期諸侯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甚至可以影響皇權在地方上的實施，這是一種軟文化實力的體現。
這一種軟文化優勢是門閥士族社會身份的體現，也是他們獲得政治壟斷、政治特權的最大依仗和前提，士族門閥能夠形成也是依仗這一文化優勢。
九品中正制度下，門第發展確定了不同姓氏之間的高下尊卑，這樣一種選舉制度使得選舉固定于某一個門第之下，士族的文化在特權下開始萌生并發展。
累世公卿制度在東漢、魏晉南北朝也為門閥士族的發展提供了依據，當時儒家學說雖然相對衰落，但這樣一種文化卻對士族有著鞏固作用，尤其是在新興政權中有著極大的政治影響力。
九品中正制度所帶來的效應，導致門第成為了一種社會主流文化，士族也正是憑借著這樣一種文化，使得自己的社會身份向政治身份轉變，同時又在社會上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影響力。
可惜的是，門閥士族雖然地位、身份高于諸多社會人，但當他們脫離了鄉黨社會的土壤根基后，忘記了其原來的責任，而鄉黨社會也開始慢慢疏遠他們。
魏晉南北朝后期、隋唐時期門閥士族雖然依舊存在，但因為缺少了發展的土壤漸漸失去了活力和影響力，就像一個沒有內在的空殼，衰敗是遲早的事情。
隋朝創立科舉制度后，寒門子弟和軍功階層逐漸興起，打破了九品中正制度下門閥士族對官場資源的壟斷，新興階層的崛起導致門閥士族的生存空間被極具壓縮，勢力被無限制的削弱，以至于慢慢地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簡而言之，九品中正制度成就了門閥世家的輝煌，但也剝奪了他們自下而上對皇權的硬實力約束，亦或者說失去了來自鄉黨社會的根本性支持。
當根基都不存在了，再大的輝煌也僅僅只是過眼云煙，遲早會敗落的。對此，你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參考文獻：《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