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西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它雖然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國家，但是政治形態、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卻又偏向于游牧民族，以至于西夏人的軍事實力雖然強大，可經濟實力卻不允許他們向外擴張。

從歷史上來看，西夏前前后后一共經歷了近190年，而這190年間大多是與中原王朝有聯系，190年中又有167年是與宋朝交往的，可見宋、西夏之間的恩怨有多麼悠久。

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西夏的崛起和發展歷史。

一、從黨項族蛻變成黨項政權

漢朝時期，我國迎來了一波民族大融合的[高·潮]，這一時期就存在對黨項人的記載，它是羌族的一個分支，所以黨項民族又被稱之為黨項羌族。

無論是匈奴主導草原，還是突厥人制霸北方，黨項人總是以依附者的形式存在。隋唐時期，我國西北政權吐蕃、吐谷渾等與唐朝戰亂不斷，處于雙方中間的黨項人不堪戰亂向甘肅、四川等地遷徙。

黨項族快速發展有兩個時期，一個是北周建立之后，還有一個就是唐朝末年。唐末時期，黨項族依附于唐朝因消滅黃巢立下大功，得了唐政權的賞賜，得以在夏州一帶穩定發展。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政權一直處于戰亂不斷、硝煙四起的狀態，中原亂世的背景下黨項人迎來了一波發展的[高·潮]。

當然，中原政權無論怎麼更替，黨項人始終承認自己的屬國地位，這也是中原政權不打他的原因之一。

夏周的偏安一隅迎來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和平發展期，等到后周、北宋建立之時，黨項人已經徹底發展起來，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備受欺辱的小部落、小民族了。

最初，黨項人是游牧民族，但長期以來受中原王朝的影響，他們也想要實行皇權專制、中央集權，簡單來說就是想要建立屬于自己的政權和國家。

黨項人具有中原民族和少數民族雙重性質，所以宋朝想要處理他們非常棘手，軍事實力根本就難以撼動黨項人。李繼筠死后，宋太宗曾要求黨項李氏一族遷入宋朝范圍內，以進行限制與管控。

但是李繼遷卻始終不不同意，他的說法也非常的簡單準確，李氏一族若是遷入宋朝的管轄范圍內，那麼就等于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他人，不僅建國的希望破滅了，能不能保住傳承都是個大問題。

李繼遷的擔心并不是多心而是很合理，南唐后主李煜亡國后被囚禁在北宋，即使如此他還是被宋太宗給害死了。

試想一下，李煜對他基本沒有實質性的威脅了，而黨項族李氏卻對他有極大的危害性，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

為了避免黨項族遭到被動的迫害，李繼遷拒絕宋太宗遷入京都的同時，還帶領族群向東北遷移了三百多里，一方面是擺脫宋朝的牽制，一方面是爭取其它少數民族的支持。

北宋時期重文輕武，文臣對下屬的少數民族壓迫的十分厲害，以至于諸多的藩國皆有造反之心，李繼遷就是利用這樣一個心理狀態，對黨項一族進行了統一，使得黨項人內部開始團結起來反對宋朝。

不久之后，李繼遷率領遷徙的黨項人又回來了，只不過這次回到銀州并不是稱臣，而是以武力奪取銀州建立屬于黨項人的政權，與北宋王朝相抗衡。

這一時期的西夏政權很衰弱，李繼遷也深知這個道理，所以他與遼國結成了姻親關系變向成為遼國的屬臣，并接受了遼國冊封的國號「夏國」，但此時依然沒有獨立。

二、黨項人和宋朝的博弈

李繼遷執政夏國時期大約有22年，在這22年的時間里與北宋的戰爭從來沒有斷絕過，戰爭無論對于主動者還是被動者而言皆沒有最終的勝利者，遭受苦難的都是普通的百姓。

軍事實力偏弱的北宋雖然損兵折將，但李繼遷也損耗了夏國內部幾乎所有的生機，雙方最后不得不達成和平。當然，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利與弊，這一場持續22年的戰爭也是如此。

此戰使得黨項族在銀州的政權得以穩固，黨項一族內部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總的來說，夏國政權通過鐵和血的戰爭贏得了一席之地。

戰后黨項人不再是北宋的屬國，他們于北宋的貿易處在了平等的地位之上，雙方長達20多年的和平時期通過貿易帶動了經濟發展，雙方都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經濟。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李繼遷之后黨項人正處于從游牧民族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關鍵轉型期，巨大的社會財富使得他們成功完成了蛻變，為後來的立國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李繼遷之后、李元昊之前的這段時期，被歷史稱之為「德明時期」。德明時期是夏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它不僅使得黨項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也使得黨項人的軍事實力出現了蛻變。

歷史上諸多的戰爭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存在的價值更多在于政治的延續，李繼遷發動戰爭是為了確定黨項人的地位，打下屬于他們自己的地盤。

雖然22年的戰爭為雙方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可是站在黨項一族的利益考慮，李繼遷的所作所為利大于弊。另外，德明時期的和平也是一種政治的延續，經濟發展帶動了黨項人各方面的進步，為與遼國、北宋分庭抗禮積累了足夠的實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統一了黨項人內部的所有族群，他在興慶府建立高台宣布夏國的自立，因其地處我國西部所以又被稱之為「西夏」，經歷了百年的發展黨項人終于建立了自己的國度。

三、來自李元昊的戰爭

李元昊是西夏的開國皇帝，也是西夏最有進取心的一代帝王，其執政期間與北宋進行了長達多年的戰爭，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為西夏對北宋的外交打出了優勢。

從地理上來看，西夏和北宋的接壤處多是山脈，從東北到西南方向山川拗口居多，幾乎形成了一條近2000多公里的分界線，誰要是能夠掌握分界線上的關鍵位置，誰就可以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公元1040年，李元昊帶領十萬西夏大軍與北宋在三川口進行交戰，此戰的目標就是延州。當時，李元昊采用了偷襲的戰術，再加上騎兵的機動能力非常強，打得北宋軍隊措手不及、潰敗而逃。

所幸西夏的國力不能支撐李元昊打長久戰，再加上一些小戰場的失利，李元昊不得不及時撤出三川口戰場，等到下一次時機的到來再進行戰爭。

一年之后，李元昊對渭州發起了進攻，率領大軍與宋軍決戰好水川。短期內北宋雖然組織了上萬人進行反擊，可是面對李元昊的十萬大軍依然無抵抗之力，最終失去了橫山以南的大片土地控制權。

好水川之戰一年后，李元昊為了拿下定川砦，再次與北宋展開土地爭奪戰。攜帶三川口、好水川的大勝之威，李元昊帶領黨項族大軍一路踏平了欄馬、平泉等地，直接控制了渭州一帶的大片土地。

這三場戰役的勝利給邊境上的百姓帶來了災難，西夏與北宋持續幾十年的和平貿易環境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壞，但李元昊三次戰爭三次輝煌的戰國卻震懾了北宋政權。

比如，宋神宗執政后，為了改變宋朝軍事上的孱弱問題開始啟用王安石變法，雖然依舊沒能徹底改變北宋軍事薄弱的問題，但卻緩解了西夏對北宋的軍事壓力。

從某個角度來說，李元昊對北宋的戰爭并不是出于純粹的戰爭目的、滅國目的，而是因為西夏政權剛剛建立，它需要通過戰爭轉移內部存在的矛盾，同時穩固西夏在國家上的地位和威懾力，進而保護西夏政權的安全性。

回看我國少數民族政權的特性，因為他們既有游牧民族下馬為民、上馬為兵的特性，而且還有中原王朝建立獨立政權的野心，所以他們的政權在有兩重性的同時，也具備諸多的局限性。

少數民族政權發展的時間非常短暫，以至于他們內部的政治并不穩定，再加上農耕文化并沒有普遍整個國家，導致他們想要進行長期的戰爭根本就不可能，或許能夠稱霸一方，但卻很難進一步擴大政權的范圍。

另外，游牧民族政權因為缺少中原文化的「宗法觀念」，使得他們在皇權繼承方面容易出現混亂，一旦混亂必然會導致內耗嚴重削弱國力，這也是李元昊之后西夏軍事實力不斷下降的原因。

反觀北宋王朝，雖然在對外戰爭中屢屢受挫，但因為農耕文明非常發達，使得北宋政權即使遭受挫折也能重新獲得生機與發展，最奠定的例子就是北宋滅亡后南宋很快就建立了。

或許西夏的統治者也認清了這樣一種態勢，李元昊之后的諸多君主一直與宋朝和平相處，而宋朝則用貿易的方式帶動了雙方的經濟發展，這樣的和平局面幾乎一直持續到雙方滅亡。

對此，你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呢？

參考文獻：《宋史》、《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