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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雍正王朝》的熱播，雍正帝的名氣也隨著劇的持續播放而變得家喻戶曉。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年—1735年），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號 雍正。蒙古尊稱為納伊拉爾圖托布汗，1722年-1735年在位，統治清王朝13載。
雍正帝在慘烈的「九龍奪嫡」中突圍而出，成功晉升為清王朝皇帝的雍正，是一個勇于創新、勤于治國的封建帝王，他通過整頓吏治，澄清統治，改革財政，追繳國庫欠銀，增加國家收入，減少人民負擔，他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為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打下了赫赫功績，但他也有著重大的過失，為清王朝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本文根據清王朝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和相關學者著作、論文，對雍正皇帝的功績與過失進行解析與評價。
（一）攤丁入畝攤丁入畝又稱之為地丁合一，是清王朝賦役制度的重要改革，是清王朝將歷代相沿的丁銀并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制度，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人丁稅）被廢除。
攤丁入畝的實施，客觀上放松了對底層農民人身的控制，使得清王朝人口迅速增長。田賦和丁役歷朝歷代都是百姓的義務，但是以前一直是分別繳納征派。田賦是按照土地好壞與面積大小來征收的，丁役則是按人口征收，兩塊稅賦的繳納標準不一樣。
雍正御批在康熙時期，由于康熙的政策以寬大為主，即所謂 「愛民以蠲租為急，待人以不殺為懷」，加上康熙六十年的和平光景和康熙晚年「八龍奪嫡」的慘烈奪位之爭，導致民間法律制度與風氣日益寬松，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造成丁役系統崩潰，使廣大農民的負擔日益沉重，造成尖銳的社會矛盾，嚴重威脅清王朝的政權。
這一制度的實行，由于征稅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對戶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來推動作用；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也使得勞動力不再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松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活躍了城鄉經濟，促進了工商業的繁榮，對當時的社會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賦稅規則的簡化減少了官府對百姓任意加稅的機會。
浙江《嘉興府志》評價道：「田畝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二）改土歸流
「改土歸流」是指改土司制為流官制。土司即原土著民族的首領，流官指的是由中央王朝委派的官員，改土歸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時加強中央對西南地區的統治。
由于擔任土司的人大都是「部落貴族「「部落首領」，有著世襲罔替的權力，并且在自己的轄區內自成一套獨立的權力體系，更有屬于自己的獨立兵權，其實所謂土司就是一個個獨立存在的諸侯國，而且西南地區偏遠獨特的地理關鍵，導致中央王朝鞭長莫及、難以管理這些土司。這些土司對內實行農奴制度，對外經常互相發生戰爭，還經常騷擾附近百姓，又時常不服從中央王朝管理，中央王朝一直在為解決土司割據的積弊而努力。
最早的改土歸流始于明朝，但明朝、清初只限于小規模改革，直到雍正時期清王朝國力強盛，雍正帝又是銳意進取的君主，大規模推廣改土歸流的社會條件也成熟了。
雍正四年（1726），云貴總督鄂爾泰數次上書，全面闡述改土歸流的必要，明確提出 「云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奏請準許推行。他建議對不法土司用計擒為上﹐以兵剿為次；使其自動投獻為上，勒令納土為次；既要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手段解決。他要求調整云、貴、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統一管理，使地方官相機行事。雍正帝對此甚為贊賞，令其悉心辦理。
鄂爾泰改土歸流制度廢除了土司制度，減少了叛亂因素，加強中央政府對邊界的控制，不僅有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統一，而且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正稅之外的雜征名目繁多。「火耗」一詞初見于《元史·刑法志·食貨》，意即州縣為彌補所征賦稅銀兩在熔鑄過程中的損耗、于正稅之外附加的稅額。
由于清王朝是極端中央集權制度，清王朝的稅賦制度里面地方存留所占比例很小，一般不超過25%的比例，連明朝萬歷年間的一半都達不到，這導致地方存留錢糧根本難以應付地方繁重的事務，導致地方行政經費產生巨大缺口。因此為了維持正常辦公，地方官員有的挪用正稅，有的加征火耗，不斷向百姓加征，挪派來彌補這個巨大缺口。
加上康熙末年，吏治敗壞，腐敗橫行，導致百姓的稅賦越來越高，民間苦不堪言。
火耗征收的不加限制，一方面使政府官員遭到嚴重腐蝕，國家權威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使百姓的負擔增加，國家稅收也受到威脅，對整體國家經濟造成嚴重危害。
雍正帝鑒于此種嚴峻形勢，果斷決定改革，全國各省收征收的火耗全部歸中央，另外發養廉銀對相關人品過硬、做事踏實的官員進行財政補貼。
火耗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的實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加強了中央集權；二是吏治有所澄清，官員貪污腐敗之風有所收斂：三是相對減輕了人民負擔；四是彌補了國家財政虧空，中央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地方行政經費儲備增加；五是有利于中央對地方財政的監察管理。
據統計，僅僅十幾年的時間，清王朝的國庫的財政結余就由康熙末年的800萬兩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萬兩，國家財用富足，為乾隆時期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朕的功勞還是很大滴
（一）文字獄因為清王朝本就是少數民族統治，加上雍正帝在皇位爭奪的過程中樹立了很多政敵，在雍正帝登上至尊之位后，對威脅他統治的勢力進行清洗，比如八王爺、阿其那、年羹堯、隆科多等等。無論是兄弟還是臣子，無論是八旗權貴還是漢族官員，只要對皇權存在潛在的威脅，就會被雍正帝以各種名義處置。而在其中，呂留良曾靜案件的影響最大，自此文學獄大興。在呂留良曾靜案件之后，雍正嚴密監督廣大民眾的民族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而且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會專門挑別人文章詩歌里的紕漏，來牽強附會的斷章取義，誣陷他人，以此來漫天要價或排除異己，這導致了大量的聳人聽聞的「文字獄」。
大興文字獄是清朝統治最黑暗的一部分，它從開始到結束，歷時近百年，特別是雍正乾隆時期，很多無辜的人遭到迫害，受到極其慘重的懲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最黑暗最無道的一幕。
清朝文字獄檔案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令」。雍正帝為人猜忌，終其一朝文字獄竟有二十余起，密度僅次于乾隆帝，而且多為大案重案。
（二）閉關鎖國
「閉關鎖國」是清王朝限制和禁止與國外運輸貿易，嚴格限制與國外經濟、文化、科學、制度等方面的交流。
這項政策雖然是是清王朝封建政府實行的防御性自衛政策，但是也是典型的孤立主義政策，這項政策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的結束。
「閉關鎖國」制度是基于自給自足的自然傳統小農經濟社會，不需與外界接觸，自成一套經濟體系。雍正帝為了隔離漢族與外部世界的聯系，防止漢族得到國外的勢力的支持進行反清，拒絕了所有國外的東西，導致清王朝的皇帝驕傲自滿，也使得清王朝高層對世界形勢一無所知。清王朝特別擔心中國會受到國外的影響，受到國外的侵略，擔心中國人的反清勢力將與國外勢力相互勾結。
明朝是「禁海」，但不「鎖國」，依然與國外有很多聯系，但是清王朝鑒于鄭成功的前車之鑒，對海上貿易實行嚴格執行禁令。限制船舶的技術，限制國內產品出口，實行對外國貿易的限制，將通商港口之局限于廣州一地，還限制外國商人和中國的商人進行長時間的接觸。導致中國盲目狂妄的夸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感覺自己就是「天朝上國，而清王朝的統治者除了康熙之外，拒不接受國外不一樣的文化和技術（即所謂的奇技淫巧）。
閉關鎖國嚴重阻礙工業和商業的正常發展，造成了自然小農經濟得不到充分發展，加上清王朝的抑商政策太多太繁，嚴重破壞了經濟自身的發展規律，阻礙社會進一步發展。
落后愚昧的晚清中國
關于雍正皇帝，不同時間、不同的人對他的看法都有所不同，有人咒罵他，有人贊美他，有人說他是性情中人，也有人說他刻薄寡恩，但是不管怎麼說，雍正帝的確為清王朝的延續做出了重大貢獻。
以一個傳統文化評價標準，雍正帝在中國古代的帝王群體之中絕對是前列。雍正帝是一位非常勤勉有才干的皇帝。他在位的十三年之中，每天只是睡四五個小時而已。一年就只有萬壽節這一天才會休息。十多年間，他的朱批批語高達一千多萬字。
雍正朱批批文在雍正帝的統治下，對內沒有出現權臣大貪如和珅、穆彰阿之流，對外作戰節節勝利，國家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水旱災害，也沒有發生民不聊生的凄慘景象。國家財政收入不斷增長，國家人口不斷增長。這是雍正的功績但是，雍正帝的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刻薄寡恩、冷酷無情。雍正帝的功臣也少有善終者，年羹堯、隆科多等都死于非命。雍正帝對待政敵是無比無情的。與他爭奪大位的八王爺胤禩、九王爺胤禟等人都被搞死，而且雍正帝大興文字獄，錢名世案、呂留良曾靜案等等，都是極其血腥。
總的來說，雍正帝所建立的規章制度，加強了中央集權，確保了皇帝的無上權威，使得中國進一步陷入專制獨裁的泥沼中，導致中國社會、中國文化進一步僵化，中國文化的活力進一步喪失，為中國後來的全面落后埋下了伏筆。
參考資料：《清史稿》、孟森《清史講義》、鄺士元《國史論衡》、馮爾康《雍正傳》、曹琳《清代的火耗歸公和養廉銀》、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歷史檔案》、《皇朝文獻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