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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封建時代，農作物的收成和國家的財政收入息息相關，百姓的生活也完全維系在幾畝薄田之上，因此每一次新作物的傳入都會帶來一次生產力的提升。
但在明朝的時候，玉米的傳入在中國卻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其在國內的傳播范圍也十分有限，也正因如此人們對于玉米的傳入途徑和傳入時間依然存在較多疑問，這讓我們不得不去向史料尋求答案。
在如今的學術圈中普遍認為， 玉米在明代中期是由三條不同的路線進入中國的，這三個方向分別是 海路——福建線； 印度——云南線；以及 西域——中土線，其中云南線和福建線被研究最多，這主要是因為在當地的明代地方志中出現了「玉麥」的記載。
最早的玉米植株
有人認為，這些書籍中記載的「玉麥」便是玉米的古稱，而云南福建二地與外界交流本身就比較頻繁，這樣的理論也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但近來有學者發現，在明代的中原地區，有些人會種植一種叫做 「裕麥」的作物，這種作物和小麥類似，但是其顆粒更加飽滿，植株的體型也介于大麥和小麥之間。而在當時一些名稱在傳播的時候由于記錄資料的缺失，可能出現稱呼異字的情況。因此，南部諸省份所說的玉麥可能是北方「裕麥」的訛傳。
除此之外，在嘉靖年間的 《云南府志》中還有一段十分關鍵的記載，其記錄了當時在云南地區種植的所有麥類植物，即「 大麥、小麥、燕麥、玉麥、西番麥」，此時除了我們熟知的大麥、小麥和燕麥之外，又出現了一種全新的作物—— 「西番麥」和玉麥并列。 而這種西番麥，其實才最有可能是我們現在吃的玉米。
抽穗的小麥
首先，在明代的相關農業書籍中，對于玉麥形態的描述寥寥無幾。 這說明，在著書者看來，僅憑「麥」字，就可以將玉麥的形態交待清楚。可是我們都知道，玉米和常見的大麥小麥之間在形態上存在巨大的差異，這種不做詳細解釋的做法是不可理解的。
而西番麥的形態在明代農業書籍中則有相對明確的記載，在 《學圃雜談》中有「 形似稷而枝葉奇大，結子累累」的描述，這和玉米就比較類似了。
飽滿的玉米
另外一條十分重要的證據出現在巨著 《本草綱目》之中，在書中李時珍根據西番麥的形態為其重新命名為 「玉蜀黍」，至今這仍然是我國部分地區對于玉米的稱呼。
《本草綱目》書影
李時珍在書中是這麼描述玉蜀黍的：
「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其苗葉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開花成穗，如秕麥狀。苗心別出一苞，如魚形，苞上出白須垂垂，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子亦大如子，黃白色，可煠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狀。」
這里的描述十分具體，而且和玉米的形態也完全一致，因此西番麥才是真正的玉米，而玉麥可能只是中原裕麥的錯稱。
隨著我們確定了明代玉米的正確稱呼，另一個問題便接踵而至， 西番麥中的「西番」，究竟指代的是哪里，玉米又是怎麼傳入中國的呢？
前面我們提到過對于明代玉米的傳入路徑， 如今存在三種說法，且大部分學者認為玉米是通過這三條路分別進入中國的。
但隨著 我們確定了玉麥并不是玉米在明代的叫法，這些理論就要重新接受審視了，為了弄清玉米傳入的真實路徑， 我們必須要從西番麥的「西番」二字入手。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了玉米是哥倫布從美洲大陸帶回到亞歐大陸的，因此無論其從哪種途徑到達中國，都是從西方世界傳入的，似乎都能夠被冠以「西番」的名號。
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
但是明朝時人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卻和現在完全不同，西番也是有著明確指向的，在 《明史·西域志》中對于西番有這樣的解釋：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陜西歷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
因此，明代的西番就是我國西北地區。這也讓玉米從東部沿海地區登陸的說法不攻自破。不過云南的外圍在當時也會被稱為西番。那麼，玉米究竟是沿著絲綢之路的古路還是 印度——云南一線進入中國就還需要進一步辨析。
說道這里我們不妨再從其他地方尋找線索，我們知道玉在中國文化中是十分獨特的存在，其一般被用來形容君子的高尚品格。因此，普通的食物很少被冠以「玉」字，那麼外來作物玉米為何得此殊榮呢？
為此我們不得不再次在明代書籍中尋找答案，在王象晉的 《群芳譜》中有如下記載：
「御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出西番，舊名番麥」。
這段話無疑為我們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也為我們說明了玉米稱呼變更的真正原因。
與此同時我們還掌握了一個關鍵信息， 那就是，玉米乃是西番國家的進貢之物。在我國的典籍中對于國外使者往來記錄尤為詳細，從中我們便可窺見玉米進入中國的真實路徑。
明代進貢的西域使者
雖然在明代時絲綢之路已經不見往日繁華，但是西域諸國和明朝政府，依然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系。在明朝中期國力最鼎盛的時候，西域諸國也會經常派遣使者進貢禮物，以求獲得明王朝的庇護。
而云南地區，在明代采用的是羈縻統治的方法，其和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且當時西南諸國和明王朝之間的關系并不友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進貢的記錄。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玉米是從西域一線以貢品的形式傳入中國，并逐漸從宮廷流入民間。
在明確了玉米傳入中國的路徑之后，我們又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那就是在明代為什麼玉米沒有大規模的傳播開來，而是到了清代才逐漸成為部分地區重要作物呢？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從兩方面來看。 首先是玉米作為一種外來作物，其在原產地的生長條件和中國地區存在較大差別，我們都聽說過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的故事，因此玉米在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其實并不是一種可口的作物。
在明代的諸多典籍中，對于玉米的口味也有不少描述，其中 不乏玉米口感糟糕，甚至比不上芡實的記載，而且在部分地區的記錄中， 玉米的產量也并非十分可觀，這都是因為當時的玉米品種并沒有適應中國的氣候和土壤，因此其遭到明朝百姓的輕視也就不難理解了。
另一方面，新農作物的大面積推廣還需要外部存在穩定的政治環境，雖然對于玉米傳入我國的具體時間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但從各種線索中，人們普遍認為玉米是在明朝嘉靖年間傳入中國的。
嘉靖皇帝劇照
嘉靖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之一，其執政時明朝雖然政局穩定，但在我國南方各地已經出現了較為頻繁的民變，各地的土地兼并現象也十分嚴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成為地主的佃戶或者流民。
在繁重的稅賦壓力下，百姓們必須想盡辦法提高糧食的產量才能勉強維持生活，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自然不敢在玉米這種新作物上冒太大的風險，沒有大面積播種的玉米，其品種迭代也十分緩慢。因此直到明朝末年，其產量和味道依然比不上中國本土的糧食作物，這也是明代玉米存在感稀薄的根本原因。
其實在明代，玉米始終沒有被當做一種主食來推廣種植，人們只會在田間地頭的邊角處種上幾株玉米，相對于其食用價值，玉米的藥用價值甚至更被人們所重視。
如今的玉米田
其實在清朝初年，玉米的種植范圍和種植量依然十分有限。 直到清朝中期，貧苦百姓們發現了玉米耐貯、飽腹感強的特點，其才開始被廣泛種植。并隨著我國的移民浪潮，被推廣到全國各地，最終成為了百姓餐桌上常見的主食。
在中國古代每當有新的農作物傳入的時候，一般都會留下翔實的文獻記載，但是玉米作為一種後來在中國廣泛種植的主食，在典籍資料中的描述卻寥寥無幾，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傳入途徑和傳入時間都很不清楚。
事實上，這并不是因為史官偷懶。而是因為 在玉米剛剛傳入的時候，其食用價值相對有限，而且明代的政治條件，也不允許玉米的大范圍推廣，因此其引起的反響并不強烈。如今我們通過研究文獻，也還是可以摸清其傳播路徑的。
與此同時，從之前針對玉米傳播的幾條錯誤論述中，我們還可以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我們不能帶著如今的眼光去試圖理解古代的描述，這樣往往會造成南轅北轍的結果，我們一定要站在歷史的語境和背景下，才能夠窺見歷史的真相。
參考文獻
《本草綱目》《明史·西域傳》《群芳譜》《學圃雜談》《云南府志》
